排名前十证券公司深入观察这些岗位的配置

“妈妈岗”提案登上热搜之后，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一片叫好，而是夹杂了对女性就业环境的忧虑以及对“为何没有‘爸爸岗’”的质疑。

“妈妈岗”作为一种灵活就业模式，为育儿阶段的女性提供了重返职场机会的同时，低门槛、低保障、缺乏职业上升空间的现实，似乎也让这一弹性制度变成了社会对女性责任的重新包装。人们在批评“妈妈岗”的设置时，其实也是在反对对母职的“加码”。

“妈妈岗”的诞生：是对“宝妈”的体谅，还是就业空间再压缩？

2025年5月28日，湖北省印发《关于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将“妈妈岗”这一话题又推向公众讨论热潮。据媒体报道，早在2018年，湖北武汉一家服装企业便开始为“宝妈”们提供弹性工作时间，方便她们接送孩子上下学，甚至可以带孩子上班、居家办公。近年来，广东、山东、江苏、湖南等地也纷纷鼓励推行“妈妈岗”政策。

湖北省人社厅、省总工会、省妇联《关于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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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妈妈岗”，是指那些能够吸纳法定劳动年龄内、对12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义务女性的岗位。根据官方文件，这类岗位在工作时间和管理方式上相对灵活，旨在帮助女性兼顾育儿与工作，缓解女性生育后的就业压力。政策上，部分地区提供税收优惠或社保补贴，以激励企业招聘适岗女性。

据统计，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在过去三十年中持续下降，从1990年的90.23%跌至2020年的70.62%。其中重要诱因之一，便是生育后的职业脱轨。

当“母职”到来，许多女性不得不以暂停甚至放弃职业生涯为代价来换取孩子成长与家庭稳定。“妈妈岗”的出现，恰好为这类女性重新开启了另一扇门。在部分实践中，他们将妈妈从“想工作但无法朝九晚五”的尴尬处境中拉出来，也的确缓解了妈妈们在养育期的经济压力与“被社会孤立”的问题。

赵耀辉毕汝岱：从家庭视角看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

然而，深入观察这些岗位的配置，不难发现一个趋势：“妈妈岗”的灵活用工原则在本就“时间碎片化”的行业铺展开来，高度集中于低薪、低保障、低发展空间的岗位。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在多省公布的“妈妈岗”岗位目录中，超过三分之一集中在家政与清洁岗位，其余则多为客服、工厂普工、配送员等劳动密集型岗位。

先入为主的“妈妈”身份让应聘机会大打折扣

十年前，38岁的王晓娟因家庭原因选择成为全职妈妈，如今两个孩子逐渐长大，她有了重返职场的打算。

几个月前，她终于等来一次心仪的面试机会：某线上客服岗位，通勤距离合适、薪资合理、还配有五险一金，刚好满足她对理想工作的配置期待。面试初期，面试官对她的表达能力和工作经验表达了肯定。然而，当谈及婚育状况时，气氛陡然尴尬。得知她有两个年纪不大的孩子，并且家中没有老人可帮忙照看时，原本和善的面试官突然变得犹豫起来。“我们的岗位需要员工稳定。”对方话语中的委婉，王晓娟一听便懂：孩子小，就意味着不可控的请假和随时工作中断，从用人单位角度看，这都是不稳定的风险。

王晓娟明白雇主的顾虑，也体会到职场对“已婚已育”女性的隐形筛选机制——真正限制她的，不是技能，不是学历，而是“妈妈”这个身份本身。事实上，许多同样身份的妈妈甚至连面试机会都得不到，只要在简历或沟通中提及“已婚已育”，都可能成为被劝退的标签。

成为了妈妈，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李娜今年40岁，育有两个孩子。她的一天从早上7点就开始了——洗衣、做饭、送孩子上学，期间还要抽空盯着自己的带货社群消息，一整天几乎没有空闲。

几年前，她曾是仓库管理岗的中层，工作稳定，月薪可观。但在生下二女儿之后，因为家里提供不了更多的育儿支持，只能辞职回家。她原本计划等孩子上幼儿园后再回归职场，然而等待她的却是一次次被拒绝：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因为她是“妈妈”——一个被默认会频繁请假、不稳定的身份。

为了贴补家用，她在朋友推荐下去昆山一家工厂试岗，从家里骑电动车要穿过高架桥、耗时近一小时半，危险却无奈。干的是“摆盘”工种，从箱子里拿出细小零件摆入卡槽，一天摆了5040个件，仅得35元。由于需接送孩子上下学，她无法严格按工厂时间出勤，结果第二天就被老板娘劝退。

“我每天不是在接送孩子、做饭洗衣，就是在卖货——从没觉得自己闲着，但我老公会觉得‘我给你3000块，你不能省点花吗？’”李娜尝试过许多工作，但最终都因为“要顾孩子”被刷掉。“妈妈岗”的出现，给了她在家庭与生计之间所能抓住的稻草。但这根稻草，也正在慢慢地“勒紧”选择余地：她也渴望一份可以缴社保、拥有节假日的体面工作，但最终还是只能依靠社群带货赚点家用补贴，因为即使是工厂的零工岗位，还是会更倾向于能付出更多劳动时间的员工。

阿雅曾是电商行业的一名美工，有成熟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在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后，她找了份设计工作室的兼职——每天利用空闲时间“见缝插针”地赶单。工作室老板“理解宝妈不容易”，不太计较她的工作时间是否标准。即便如此，阿雅还是隐隐不安：她清楚地知道，这种缺乏社保的兼职关系，不是长久之计。

她每月光交社保就得花1000多元，这笔钱对她而言不是小数目，她甚至愿意以工资少点换取代缴社保的待遇。于是，孩子渐渐大了之后，她鼓起勇气提出转正请求。结果却被委婉拒绝了——公司不愿承担正式员工的社保成本和用工义务。

“妈妈岗”的尴尬：本以为是双赢，但“宝妈”对工作内容不满

从事家政行业7年，陈艳在“妈妈岗”试点中扮演的是招聘者角色。她本以为，这会是一次双赢的机会：公司需要灵活用工，宝妈们需要时间弹性的岗位。

然而现实却让她感到困惑。她所提供的岗位在青岛首批“妈妈岗”之列，接到的200多个咨询电话中，最终只有4人愿意进一步了解、登记信息。她坦言，许多前来咨询的宝妈们整体能力比现有员工要高，但她们似乎对工作内容感到不满。在她们的择业观念里，从事家政服务是一场职业降级，同时意味着家庭内外的双重“保姆”身份。

这是“妈妈岗”的尴尬：它是一个现实需求下的应急方案，却不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重返职场之路。

从某种程度上说，“妈妈岗”是一种善意尝试，也是一种无奈的象征：许多申请“妈妈岗”的女性，曾在职场中扮演重要角色，有学历、经验和过硬技能，但因为生育，她们被挤出了主流通道，再次返回职场时，却只能从头再来。

“妈妈岗”在补救制度缺位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传统性别分工下女性主责育儿、难以并肩工作的现实。那些“当妈就降级”的默契、“你有孩子了还那么拼干嘛”的舆论、“有工资就不错了”的规训，无法因为“妈妈岗”的设置而停止。因此，“妈妈岗”听起来是解决方案，实际上却像一场筛选后的安置。我们所期待的，不是“妈妈岗”将女性的养育职责更加固化与职场角色边缘化，而是呼吁“生养友好岗”的到来——它们不只面向女性，而应面向所有需要承担育儿责任的家庭成员；它们不该只是灵活，而应配备应有的社保、晋升机制与职业发展路径。

“妈妈岗”并非问题的起点，它揭开了女性生育后逐渐职场边缘化的危机表层。生育成本不能只由“妈妈”一人承担，职场也应当更具包容和公正性地欢迎她们回来。

新闻来源：新周刊《全网热议的“妈妈岗”，我不敢说羡慕》南方周末《“生孩子后只能干保姆？”“妈妈岗”的理想与现实》三联生活周刊《“妈妈岗”，一场妈妈的工作降级》北青深一度《“妈妈岗”还缺了点啥儿 | 深度报道》赵耀辉、毕汝岱《从家庭视角看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发布于：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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